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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正当时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丁声俊  
    编辑:管理员 归档时间:2013/6/17    

本文以对黑龙江粮食产业的系统调查研究为基础,综述和评析该省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主要成因、重要标志和重大意义,阐述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应具备的基本标准,探讨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措施,并提出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2012年,黑龙江省在上年粮食总产量登上1100亿斤台阶、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基础上,再创新高增长到1250亿斤,保持总产量、商品量居全国“双第一”的粮食大省。

黑龙江省粮食产业在全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黑龙江省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全省耕地面积1151.6万公顷,农民人均耕地10亩;水资源总量810亿立方米,平均每亩耕地拥有水量468立方米;天然草原面积约433.3万公顷。其中,主要耕作土壤为黑土——属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典型的黑土面积约为7万平方公里,属难得的稀有资源;土壤结构好,有机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全;农区地势平坦,并且耕地连片,水源充足,具有发展现代化、规模化、机械化粮食生产、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粮仓的优势条件。近年来,该省粮食产业日益呈现以下重要特点:

(一)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在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结构中呈现一个重要特点,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的玉米、稻谷和大豆等三大作物,都占据重要地位。以2010年为例,黑龙江省粮食播种面积1139.1万公顷,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面积的10.425%。2012年,黑龙江省粮食总产量在高基数之上再增加到1250亿斤,比上年增加140亿斤。其中,玉米增幅最大。从2008年以来的5年间,黑龙江省增产粮食总量高达457亿斤,占全国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比重接近四分之一。

(二)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基地

黑龙江省地处北纬45度,是世界三大寒地黑土带之一,拥有发展绿色食品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全省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原生状态,天蓝水碧、四季分明。漫长的寒冬阻止了病虫越冬,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几率和农药使用量。夏季昼热夜凉,干物质和微量元素积累多,产出的农产品口味纯正色香、质量安全可靠、营养全面丰富。

近年来,全省利用自身的各种资源优势,实施“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发展战略,其重点是抓好绿色食品总量扩张、优化质量、全程监管、品牌整合和市场开拓,促进了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迅速壮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和加工基地。据统计,到2012年末,黑龙江省绿色粮食等各种作物种植面积高达6700万亩,实物产量3510万吨,全省“三品”认证数量达到10807个,其中绿色食品达1054个,居全国首位。目前,黑龙江省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和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最高的省份。

(三)全国最大的商品粮仓

随着黑龙江粮食生产的持续增长,从2004年到2011年的8年间,全省粮食总产量从627亿斤增长到1114.1亿斤,尤其是从2010年开始,全省粮食总产量实现历史性跨越,跃升为全国第一位。与此相应,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提高:2011年达到2907.98斤,2012年再升为3383.45斤,在全国名列前茅。同时,黑龙江粮食商品率不断提高,由新世纪初的70%上下,提高到目前的82%以上,向全国贡献的商品粮数量大幅增加:仅2006~2010年的5年间,黑龙江省贡献的商品粮累计达到3229.5亿斤,粮食优质率依然保持在90%以上的高水平。目前,在我国现有的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能够调出较大数量商品粮的省份已为数不多了,而黑龙江省始终是佼佼者。黑龙江省用占全国1/10的耕地,生产出全国1/7的商品粮,可养活全国1/6的人口;粮食产量、粮食增量、粮食商品量和输出量,均摘下中国“第一粮食大省”的桂冠。

黑龙江省发展现代粮食产业的“五大”特点

今日之黑龙江,无愧于“中华第一大粮仓”的美誉。那么,黑龙江省近年来是如何跃升为全国第一粮食大省的?走访广袤的黑龙江大地,就会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就是一连串“大”字:大水利、大农机、大流通、大科技、大合作。这“五大”,有力地挖掘出黑龙江粮食增产的潜力,不断探索现代化大农业的道路。

(一)大水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黑龙江省以大步伐发展“大水利”,建设灌溉大系统,绘制出建设“大水利”的宏伟蓝图。全省在“十二五”期间,规划投资1500亿元,实施农田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滨水城市等“十大工程”,构建起“五大体系”:粮食安全水利保障体系、水资源配置与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城乡水利防灾减灾体系、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保护体系、现代水利管理体系。迄今,黑龙江省完成国家“节水增粮”行动规划任务,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000万亩;水库兴利库容达到120亿立方米,地表水调控能力由13%增加到18%;水田地表水灌溉水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到73立方米,为“十二五”全省粮食总产冲击1500亿斤目标夯实了水利基础。

(二)大农机

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黑龙江省近年来积极夯实“大农机”的装备基础,已经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黑龙江省在建立“大农机”格局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发展现代农机合作社。黑龙江省从2008年开始率先建设投资规模达到1000万元的现代农机合作社,经过5年的发展,至今已建成797个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具有建设标准高、机具配备全、经营活力强的特点。目前,全省现代农机合作社的农机总动力达到301万千瓦,入社社员的数量发展到11.2万户,入社土地面积达到593万亩,辐射土地扩大到4000万亩,约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1/5以上。

(三)大流通

市场流通体系是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手段。黑龙江省粮食部门以加快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全面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服务宏观大局和服务“三农”为主旨,围绕省政府规划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积极开展服务,采取了一系列攻坚措施,开拓粮食“大流通”的市场网络,实现了“十二五”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良好开局。迄今,黑龙江省已与全国15个省市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打开了广阔的销售市场,谱写了产区与销区合作共赢的“大流通”新篇章。

(四)大科技

科技是粮食持续增长的动力。黑龙江省着力以科技创新开掘出粮食增产的内在潜力,把生产标准化、管理信息化、施肥科学化贯穿于粮食生产全过程,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产品优质率。2010年,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9.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65%,良种覆盖率达到98%以上,粮食标准化率达到90%以上。从2011年以来,黑龙江省创造了全国粮食总产和粮食商品量“双第一”的业绩,“大科技”的强力支撑功不可没:

(五)大合作

黑龙江省勇于探索和突破,创新“大合作”的经营方式。近年来,黑龙江勇于探索专业合作社、“场县共建”等多种方式,实现多部门的大合作: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实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了规模经营水平。2011年以来,黑龙江各垦区共出动拖拉机10477台,为地方代耕、代种、代收总面积达4052万亩。

抓紧战略机遇期,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

在赢得“九连增”之后,我国粮食仍然处于发展战略机遇期,但也进入难度更大的攻坚期。抓紧机遇,奋力攻坚,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对保障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目前,在我国31个省、市、区中,有13个粮食主产省(区);11个粮食产销基本平衡省(区);7个粮食主销市(区)。我国商品粮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黄淮海两大地区。2011年,13个粮食主产省(区)粮食播种总面积为7910.41万公顷,占全国粮食播种总面积的比例高达71.54%;总产量达到4342.17万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列高达76.02%。同年,全国粮食商品量达到34461万吨,商品率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为60%。在13个粮食主产省中,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等7个省粮食商品粮增量都在100万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省商品粮增量超过500万吨。目前全国1/4的商品粮由黑龙江省和河南省提供。事实表明,粮食大省在全国粮食产销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粮食安全的“中流砥柱”。

然而,必须清醒看到,近年来我国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商品粮供应能力发生了较大变化:商品粮输出量较大的省(区)仅有7个;商品粮输出量变小的有2个;粮食输出和输入基本平衡的省有3个;完全变为粮食输入的省有1个,粮食主产省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矛盾和“瓶颈”。

一是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矛盾,即国家需要多增产粮食,而农民需要增加收入;二是粮食现代化与土地“碎片化”经营权承包的矛盾,即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生产不适应;三是粮食基础设施落后与持续发展的矛盾,即农业农村生产与农民生活设施薄弱,不适应粮食现代化持续发展的需要;四是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的矛盾,即“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长期未取得根本改变;五是粮食部门的社会职能与管理手段“空心化”的矛盾,即粮食部门缺乏宏观调控手段与其承担的职能不相适应。

上述深层次问题,在我国具有普遍性,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高度,采取重大战略对策,逐步加以解决,以有效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具有十分重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可持续安全的需要,也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需要;二是保障民生基本需求,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需要;三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同步发展的需要,为其创造物质基础;四是合理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需要,促进地区优势充分发挥,使自然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五是加强我国粮食国际市场竞争力、抵御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性的需要,以牢固掌控本国粮食主动权。总之,要把建设粮食大省置于“三农”、乃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的地位,有力促进其“做大、做强、做富”。

(二)衡量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基本标准

衡量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强后盾,决不是一个称号,而是具有重大的分量和达到必要的标准。从粮食产业不可少的要素考虑,一个粮食大省“由大转强”至少应该具有以下客观标准:

一是粮食生产现代化水平高。通过“四化”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强化新型农业现代化基础。就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粮食优质高产为方针,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原则,以高度集约化、标准化、组织化、信息化、产业化水平为主要标志,以基础设施、机械装备、服务体系、科学技术和农民素质支撑为条件,稳定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培育涵盖良种开发、粮食生产、粮食收储、粮食加工、食品加工、物流销售、循环利用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作为最重要要素的耕地,要保有足够的数量和质量。高标准基本农田、粮食种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质量和优质率、人均粮食占有量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体系功能高。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就是具备现代粮食流通和物流系统。包括粮食流通职能机构健全,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充分,粮食多成份、多渠道、多形式流通繁荣灵活,粮食超市、连锁、配送等“现代业态”形式广泛普及。与此同时,与粮食总产量、流通量不断增大相适应,粮食储备规模也不断扩大。鉴于此,在粮食主产区必须建立完整的粮食物流系统,即把各种粮食仓储、运输、装卸等各种设施有机结合为完整的系统。其中,特别要采用绿色储粮和“四散”储运方式,做到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以充分发挥调控作用。

三是粮食科技贡献率高。粮食主产区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是,在保障足够粮食种植面积的同时,更多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土地产出率和粮食优质率即提高粮食单产和提高粮食品质质量。包括加强自主科技创新、建立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推广良种良法、节水灌溉、科学施肥与田间科学管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粮食科技贡献率。目前,全国粮食科技贡献率为52%,与经济发达国家80%的粮食科技贡献率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粮食主产省(区)实现“由大转强”,粮食科技贡献率至少要达到或超过80%的水平。

四是农民组织化程度高。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农业将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即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大省在“由大转强”的过程中,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即在坚持以农民土地承包为基础的前提下,促进土地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合理流转,扩大适度规模经营。要加大对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特别是要提倡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提高其组织化程度,以适度扩大规模化,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率和规模效益。

五是粮食供应商品率高。粮食商品率是衡量提供商品粮数量的指标,其高低取决于粮食商品量的大小,也是反映粮食生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提供商品粮的主产省呈现趋向减少的趋势,或提供商品粮的数量减少。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理应也必须提高粮食商品率和粮食优质化率。即可提供较大数量的商品粮及其制品,除了满足本省的粮食需求之外,还可向全国提供更大数量的商品粮食。

六是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发达。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决不可停留在只提供原粮的生产基地的地位,必须成为重要的粮食加工基地,建立现代粮食加工业体系,特别是要积极发展主食产业化经营。其基本途径在于,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培育涵盖粮食收储、粮食加工、粮食物流、成品销售等环节的完整粮食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此过程中,全面转变发展方式,采取新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三高三低”,即:高产出,低投入;高效益,低消耗;高效率,低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促进我国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对策建议

一个“粮食大省”真正转变为“既大又强”的粮食基地,既关系粮食产业组织经营体制和机制,又涉及资源配置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这要求粮食主产区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发展规模农业、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以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等“新四化”的宏伟目标。

(一)以“大资源观”为理念,突破日益加剧的资源约束

所谓“大资源观”,就是不仅要扩大资源的外延,而且要充实资源的内涵——提高要素资源禀赋。我国特别是粮食主产区要守住“天下粮仓”,实质上是严把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关口,开发和保护好“水、土”两大关键要素。然而,从发展趋势看,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粮食资源约束性越来越大,必须实行以“水、土”为中心的“大资源观”,即在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耕地和水源的同时,还要开阔视野,积极开发、改良和利用水域、丘陵、荒地,乃至沙漠,使其变成宝贵资源。

首先是强化“双严格”制度,提高要素资源的利用率。这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不可替代的战略措施。粮食大省更要带头坚持18亿亩基本农田“红线”的方针,强化严格保护耕地、严格节约耕地、保持足够粮田面积的原则。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丘陵山地、宜农荒地、江河湖海的开发,保护和改良环境,防止和消除污染。与此同时,要继续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实施积极改造草原、保护天然林的重点生态工程;继续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小型水利灌溉工程,完善节水灌溉系统,加强抵御旱灾的能力,切实巩固生态脆弱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成果,有效提高我国“水、土”资源利用率。

其次是强化“双积极性”,提高稀缺耕地的产出率。迄今,我国还有2/3的农田是中低产田。加大其改造力度和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既是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是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关键途径。为此,强化“双积极性”,即加强主产区和主产区农民的“两个积极性”。

(二)以“大合作”经营为突破,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途径在于: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探索“大合作”经营,即以新型农村“合作制”拓宽粮食产业化道路。迄今,我国粮食主产省已经建立一批较大规模的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成为现代粮食产业的新生力军。然而,目前我国必须采取创新性举措,解决其新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

首先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的体制机制。从客观经济规律和实际需要出发,探索和创新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就是一种粮食产业化经营体制和机制的创新。目前,人们正积极探索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多种形式。笔者以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优于其他形式的最佳形式。

从我国农村和粮食主产区的实际需要出发,现在需要培育和建立两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一种是真正的农民专业信贷合作社;另一种是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坚持现行农村经济制度基石的条件下,农民以土地经营权作为股份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按股份取得红利;农民既可以参加合作社劳动,以劳动量取得工资报酬;农民也可以不参加合作社劳动,到外地打工,但仍然可以取得土地股份红利。这样,农民便可放心地把土地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从事其他非农活动,以增加收入。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社组织在村社的范围内由农民自愿组成,实行“六统一”:统一机耕、统一播种、统一灌溉、统一收获、统一管理、统一出售,实现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既可克服粮食规模化经营与土地“碎片化”承包之间的矛盾,又可促进以农民合作社企业为主体的粮食企业化与产业化经营。

其次是创新粮食产业化的资源配置方式。就实质而言,发展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既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也是探索新型生产发展方式。实现这种创新的基本途径是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粮食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依靠龙头企业为带动,把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现一体化经营的经营组织方式。目前,全国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达到28万个,带动农户1.1亿户;龙头企业11万家,粮食主产省发展粮食产业化需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是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二是坚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四是坚持机制创新。同时致力于实现“五个一批”的目标:即打造一批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企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基地,培育一批知名品牌,构建一批优势产业体系。粮食产业化经营的核心和灵魂,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利益联结机制问题,要探索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这是总结各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粮食大省以各种具有带动力的企业为龙头,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中心,以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为纽带,围绕主导产业和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组织经营,社会化综合服务,企业化管理运行,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把产前、产中、产后等各环节联结成一体的生产经营组织。粮食大省普遍采取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就必然会把粮食产业化组织经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再次是创新主食产业化组织经营之路。所谓主食,一般是指国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数量巨大、满足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的主粮及其制品。在振兴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上,必须实现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这是指运用现代工业技术装备和食物的科学配方,以规模化、批量化、集约化方式利用面粉、大米、肉蛋奶、调味料等原料,加工出优质主食品。其产品具有标准化、规格化、方便化、营养化等特点。粮食大省振兴主食工业化生产,要把主食工业化生产与主食产业化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二者做到相辅相成,优势互补。随着主食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提升,在粮食主产区必将涌现一批体制新、机制新、实力强的加工企业,不仅会开拓食品工业发展的新路,而且必然带动主食产业化经营。同时,把具有新体制、新机制的主食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配置和形成主食品产业集聚园区。

(三)以“大流通”为关键,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

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必须着力培育和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五大体系”:现代粮食市场体系;现代粮食调控体系;现代粮食物流体系;现代粮食产业化体系;现代粮食行政执法监督保障体系。

首先是注重提升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当前,粮食大省必须采取“五个进一步提升”的重大措施,以发展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其一,进一步提升粮食市场化水平。即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一体化的粮食市场体系和网络,重点在于整合市场资源,提升粮食市场功能;其二,进一步提升国家粮食储备科学化水平。适应国情、粮情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以及抵御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应急需求,我国应在国家粮食储备规模、储备结构、储备科技等方面提高科学化水平;其三,进一步提升现代粮食物流系统水平。通过加快现代粮食物流设施的整合与建设,构建起网络化、信息化和“四散化”(即粮食散装、散卸、散运、散存)的现代粮食物流系统;其四,进一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即在坚持发展多渠道、多成分、多形式、少环节的粮食流通新体制和新格局的前提下,把主渠道与多渠道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其五,进一步提升农村现代服务体系。当前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良种推广服务,安全储藏服务,精深加工服务,资源开发服务,质量监测服务,冷藏运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

其次是注重健全完善粮食价格体系。在提升我国粮食市场化水平中,尤其要注重健全和完善粮食价格体系。近几年,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国内外市场价格关系,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与此同时,粮食价格改革“两难”矛盾的问题继续存在:即不提高粮价难以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而大幅度提高粮价又会加重城市低收入群体负担。这些新问题能否尽快妥善解决,直接关系粮食大省粮食产业的兴衰,更关系其“由大转强”。现行的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到了需要调整和健全的关口。

解决上述新问题的钥匙是,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恰当地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粮食价格体系,既促使价格杠杆能充分发挥其威力、但又不“脱缰”或受到压抑。其一,继续探索以市场供求变化为主形成粮食价格的机制,逐步做到价格体现价值;其二,科学制定粮食目标价格。当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出现差价时,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提供差价补贴——与粮食挂钩直接补贴给农户;其三,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储备制度。为克服粮食市场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探索“定量收储”的新办法——即国家收储足以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粮源;其四,要采取“包容”式粮价思路。即“中度粮价、高度补贴”的策略思路——“提高粮价保持适度,增加补贴加大幅度”。采取这些基本策略,既可兼顾粮食生产者和城市低收入者的利益,又可加大补贴幅度,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加。

(四)以“大科技”为支撑,增强粮食的可持续发展力

如今,我国包括粮食大省在内的耕地、淡水等资源的刚性约束日益加剧,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生产方式、推进农业发展和粮食增产已难以为继;农业劳动力素质呈结构性下降,用工成本迅速上涨,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现代粮食发展的空间趋向减小。鉴于此,依靠科技进步已成为粮食主产区粮食持续增长的根本出路。粮食大省必须以现代“大科技”为支撑,主攻单产和改善品质,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业抗御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力争率先在全国建成现代化大农业,打造国家优质、安全、可靠的“大粮仓”。

首先是粮食大省必须着力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从我国整体农业生态状况出发,大力发展“低碳农业”即“三高三低”等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势在必行。要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水、土、肥、种、光、温等要素的利用率,特别是要提高水、土、肥的增产效用。目前,我国灌溉耕地的粮食产量一般是非灌溉耕地的2~4倍。截至2011年11月份,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9.6%,而灌区生产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鉴于此,粮食主产区发展水利灌溉对于保障稳定增产作用重大。然而,我国水资源十分有限,研发高效节水灌溉等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粮食技术,对于粮食大省节约资源、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途径。

其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粮食大省生产的实践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巨大。据统计,1949年至2011年,我国在粮食播种面积基本持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增长了4倍,主要是因为粮食单产从68.6千克/亩、提高到344千克/亩,增长了5倍多。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近年来,随着我国品种选育推广水平稳步提升,良种对粮食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表明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最大。粮食大省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农作物种业,通过政策资金扶植,加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适合我国粮食生产的优良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提高良种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

再次是粮食大省必须加快农业新成果转化应用。针对目前我国农技推广能力不足的实际情况,应建立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充分调动农技人员积极性,让农业创新技术得到快速推广,转化成农业生产力;应加快构建以公共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协同互补的多元化新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让农业创新技术尽快推广,提高农业技术转化率。这在当前自然灾害频发、重发的背景下,尤其在播种等农作物重要时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存在创新队伍不稳定、高层次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原因归根结底还是投入不足。因此,应在做好科技兴农战略的宣传工作,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探讨并建立鼓励企业出资等多元化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农业科技人才适度倾斜和鼓励,努力培养高层次农业科技人才。

(五)以“大补偿”为保障,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力度

现在已形成共识,在粮食大省存在着如下矛盾: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矛盾;粮食主产区“贡献大”与“财政穷”之间存在矛盾。解开这对矛盾的钥匙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以“包容”理念对粮食大省实行“大补偿”机制,即多管齐下加大财政扶持和“奖补”。

首先是对粮食大省加大公共财政扶持力度势在必行。加强宏观调控和增加公共财政支持力度,是推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的不可或缺的措施。从理论方面考察,粮食是基础性、公益性、生态性产业,但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必须从宏观上进行保护。从国际经验考察,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粮食产业都提供了大规模的财政补贴——体现在农业结构政策和社会政策。从实际情况考察,在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粮食生产条件和流通环境处于劣势状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粮食主产区和农民种粮吃亏,出现“农业大县、财政弱县、民生穷县”。不改变这种状况,就很难激发主产区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也很难保障粮食的可持续安全。国家必须加大公共财政对粮食大省的扶持乃至补偿力度。这是粮食主产区、特别是粮食大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民生改善、“由大转强”的必要步骤。

其次是对粮食大省多管齐下加大公共财政支撑力度。据统计,2012年中央公共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到12287亿元,同比增长17.9%。然而,与我国“三农”和粮食产业的薄弱基础和实际需求相比,还必须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必须多管齐下加强支持:

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中央确定的战略方针。“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完全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是完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主产区不仅要继续坚持实施这一方针,而且国家公共财政对粮食产业的扶持,必须加大力度、完善方式、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尤其是要向粮食大省倾斜,以加快其“由大转强”。

二是继续坚持和完善对产粮大县的“奖补”办法。要针对粮食生产结构的变化,健全完善国家粮食“奖补”办法。即取消按面积补贴的办法,国家提供的奖励和补贴要与粮食产量和调往外省的数量直接挂钩,以真正实现其鼓励农民种植粮食的目的,逐步改变“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状况,实现“粮食增产、农民增收、财政增加”的最佳目标。

三是建立青年农民粮食产业发展基金。以鼓励、培育和支持一批青年农民,特别是农业院校的毕业生安家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致力于创业,献身于农业和农村,成为粮食稳定的产业大军。

促进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实质就是“做大做强”我国的“天下粮仓”,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大省“由大转强”,就打下了民生安定、社会稳定和粮食安全的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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