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荣幸参加这次大会，这是我到中国以来参加的感到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大会，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交换意见，虽然我被允许讲几句，但不知我的讲话能对大家起到多大作用。对于中国在灌溉管理、机构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关注30年左右了，197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得到了一些经验和看法，了解了中国灌区管理的一些体制状况。我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灌区管理方面的论文，没有在中国发表，因为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感到没有你们更了解中国。所以，今天我在你们这些中国灌区管理的专家面前讲我对中国灌区的看法，实在是班门弄斧了。

这次开会我了解到很多新的内容，看到许多新的论文，要吸收消化，我需较长的时间。但是与前次相比我感到这次收获非常大。通过这次会议我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看到中国灌区所面临的问题和想出的解决办法。

回到25年前，我在中国听到对灌区的抱怨是关于管理方面的，一是农民没有按项目规划者所希望的方式来修建渠道，即农田建设系统不配套，过去农民出了很多工、劳、力，却没取得农民所期望的结果。为什么政府投了那么多资，出了那么多力，还是不太满意？二是25年前水的利用效率非常低，水被浪费，灌区设施未得到很好维护。同时水价很低，水费按亩收，而不是按用水量收。特别是乡一级更困难，因为它被夹在中间，上面是政府，下边是村。

不知为什么，我发现25年前的问题，现在好象仍然存在，我到灌区走访，听到了同样的抱怨。但是不管怎么说，25年来中国还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多进步。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大家在群策群力，想办法，从政策的、管理的等各个角度和机构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和怨言。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高兴的听到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改革，即农民与供水单位建立买卖水的关系。这个很微小的改变，也许你们不觉得什么，但在我们西方经济学家看来是个根本改变。农民买水有了更多自主权，可以决定种什么，如何种，能够认识到农民的权益是什么，农民可以有自主权，决定自己的未来。这次大会有很多好建议，比如如何从法律上使系统更加有效的运行，如何使农民拥有更多的自主权等。这种改革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们可以根据自己情况因地制宜的进行，因此我期待你们下一步行动，希望有更大的发展。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项目经理：瑞丁格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次激动人心的会议，因为有这么多的参与者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讨论非常热烈，气氛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中国头一次经历这样一种学习的过程，即中国式的改革。同时，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个改革过程多么的困难，就象倪昆先生所说，30年前的问题现在依然存在，即改革不会一下子很快成功，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一定要作出非常巨大的努力，继续朝前走。

关于农民参与灌溉管理、SIDD，不是世界银行发明的，它即不是在中国发明的，也不是在外国发明的。这种机制实际上是世界上若干国家通过各自的历史发展，自己琢磨出来的一种很适用的管理方式。我们在工作中和这次会议中找出了一些有待于解决的问题，与供水公司和用水者协会有关的问题，比如关于用水者协会怎样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怎样促进农民自主、自立的意识？如何取得合法的地位？如何取得政策上的支持等。关于供水公司我们也找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使供水公司作为非盈利单位获得免税的支持？大量冗员怎么办？如作为企业运行，没有办法承担其工资和费用怎么办等。

关于SIDD的概念是否与我们的改革相矛盾，我们认为不矛盾。SIDD与中国改革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它与我们所进行的承包、租赁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分歧。总体而言，我们需强调为了加强改革，我们要加强培训，加强宣传。同时要开展更多的阶段性的改革信息的交流。在我们组讨论时，有若干人提出来，我们之所以能改革是因为在世行项目中，世行提供了比较好的环境，有了一定的投资基础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今后投资慢慢没有了以后改革仍能持续的发展和进行下去。而这一点我向大家要说的是，它主要取决于在座的各位。我们冯先生以后可以给大家提供政策上的支持，世行可能还继续出钱，在资金上给大家一定支持，但具体如何发展，如何实践，如何做具体工作都取决于在座的各位。我们期待着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与你们一起工作，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再次感谢大家给我提供讲话的机会。

谢谢大家。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